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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脆弱与盛世尴尬
鞠明库
作者简介：鞠明库，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河南新乡
人大复印：《明清史》年11期
原发期刊：《江西社会科学》年第7期第-页
关键词：成化六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政府应对/
摘要：成弘之世，被不少明清学者视为明代的“盛世”，然成化六年发生在京畿的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及其造成的严重粮食危机，让百姓损失惨重，更让宪宗皇帝颜面无存。尽管明朝廷采取了赈济、赈粜、蠲免、预支官俸等应对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预备仓制的中衰、荒政的低效、民风的转奢、水利的失修，致使应对效果大打折扣，凸显了作为首善之区的京畿的脆弱和建国百年的明王朝“盛世”的尴尬，呈现了明王朝“盛世”虚名下的危机、百年转折中的阵痛。
成弘之世，在不少明清学者的追忆与描述中，被视为“盛世”、“治世”。明人归有光云：“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间，休养滋息殆百余年，号称极盛。”[1](卷二十八《归氏世谱后》，P)黄居中亦云：“国家鸿昌茂庞之运，莫盛于成弘。”[2](卷十三文部《柳南先生归来稿序》，P)谈迁描述：“当其时，朝多耆德，士敦践履，上恬下熙，风淳政简，称明治者，首成弘焉。”[3](卷四十，P)而京畿乃传统意义上的“首善之区”，对于明王朝来说至关重要，永乐间邹缉云：“京师天下根本，人民安则京师安，京师安则国本固而天下安。”[4](卷二，邹缉《三殿灾请修时政疏》，P35)景泰间叶盛亦云：“京畿为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实然后京师固；必京师固而后天下又宁，此理势之必然者也。”[4](卷二，叶盛《京畿民情疏》，P51)但成化六年()的一场京畿特大水灾，酿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及疫情，凸显了首善京畿的脆弱与成弘盛世的尴尬。虽然表面上看这次特大水灾只是一次自然灾害个案，但它透视的却是建国百年后被誉为“盛世”的明王朝存在的严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关于成化六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及社会应对问题，学界尚无专题研究，兹撰小文，求教于方家。
一、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
成化六年上半年，京畿延续去冬少雨干旱气候，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推高北京城粮食价格。谢铎《苦雨叹》云：“春来五月全不雨，夏麦秋田皆赤土。城中米价十倍高，斗水一钱人惮劳。”[5](卷四《苦雨叹》，P)六月开始，北直隶顺天、河间、永平、保定、真定五府连续降雨，吏部尚书姚夔奏言：“自六月以来，淫雨浃旬，潦水骤溢。京城内外，军民之家，冲倒房舍，损伤人命，不知其算。”[6](卷八十，成化六年六月庚午，P)该区域河流如卢沟河、潮河、白河、北运河、拒马河、蓟运河、滹沱河、滦河水位暴涨，几乎同时泛滥，沿河区域发生特大水灾，其中顺天府最为严重。稍远山区，山洪暴发，更加剧了水灾的严重程度。镇守独石、马营、蓟州、永平、山海、密云、古北口、居庸等关诸臣各奏言：“六月间骤雨弥旬，山水泛涨，平地水高二三丈许。冲倒城垣、壕堑、堤坝，丈以万计；坍塌沿边一带墩台，座以百计；漂没仓廒、铺舍、民居并人畜、田禾、军器等项，难以数计；兵民横罹患害，莫甚斯焉。”[6](卷八十一，成化六年秋七月庚寅，P-)壬寅，工部奏：“通州至武清县蔡家口河口并堤岸，被水冲开一十九处。”[6](卷八十一，成化六年秋七月壬寅，P)九月戊子，镇守密云、署都指挥佥事王荣奏：“山水泛滥，冲塌古北口、潮河、白河、龙王峪沿边一带关城、墩坝及密云中卫南北城垣。”[6](卷八十三，成化六年九月己丑，P-)连续的降雨，致使脆弱的帝都雨过成泽国，加之周遭河流暴涨泛滥，酿成了明朝建国百年来该区域罕见的特大水灾。有关成化六年京畿特大水灾，该区域不少地方志也有所记录，兹摘录如表1。
时人的灾情奏文及后世方志的记载，均表明发生在成化六年的京畿水灾，规模是罕见的，用百年一遇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实际上，今人在研究明代北京自然灾害的时候，早已将该次水灾定位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尹均科等《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指出，明代北京特大水灾计有九次，其中成化六年为其中之一。[7](P)于德源《北京灾害史》也将成化六年北京大水列为几次百年一遇大水灾之一。[8](P34-37)
成化六年的京畿水灾甚至演变成次年春天的疫病。成化七年五月乙亥，顺天府府尹李裕等言：“近日京城饥民疫死者多……责令本坊火甲繋其死者。”[6](卷九十一，成化七年五月己亥，P)“辛巳，诏京城外置漏泽园。时荒旱之余，大疫流行，军民死者枕籍于路。……乃于京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郭外，各置漏泽园一所，以瘗遗尸。仍命通州、临清沿河有遗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体掩藏之。”[6](卷九十一，成化七年五月辛巳，P)由这次水灾而衍生的瘟疫，也被认为是明代北京城内第一次大瘟疫。
二、京畿罕见的粮食危机
此次水灾带来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城池、建筑、房舍、良田、水利设施被冲淹、损毁，粮食生产、百姓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受到致命威胁，而所有灾害负面影响主要聚焦在粮食危机上。成化六年六月，吏部尚书姚夔奏言：“京城内外军民之家冲倒房舍、损伤人命，不知其算。男女老幼，饥饿无聊，栖迟无所，啼号之声，接于闾巷。”[6](卷八十，成化六年六月庚午，P)十月辛亥，巡视北直隶右都御史项忠奏：“今近京府县水灾，民居荡析。虽官发粟赈济，然流移道路，困苦万状。目今固可苟延旦夕，若薄冬临春，青黄不接，必甚于此。……”[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辛亥，P-)锦衣卫指挥朱骥等奏：“京畿旱涝相仍，内外饥民多将子女减价鬻卖，势必劫掠。又各屯营达官，亦随处群聚，强借行劫。”[9](劳集三《荒政考下项襄毅公救荒事宜》，P)十二月，吏部尚书姚夔奏云：“水旱灾伤之余，米价腾贵。……京城之民可保无虞矣。但在外州县，饥荒尤甚，村落人家，有四五日不举烟火、闭门困卧待尽者：有食树皮、草根及因饥疫病死者；有寡妻只夫卖儿卖女卖身者。”[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戌，P-)政府官员奏言所描述的灾民食树皮草根、“卖儿卖女卖身”、军士劫掠的惨状，反映了此次水灾危害之深、粮食危机之重。
此外，其他文献对此亦有充分记载。谢铎在其《苦雨叹》诗中描述了是年京畿水灾粮食危机的惨况：“长安阴雨十日多，倾墙败屋流洪波。男奔女走出无所，道路相看作讹语。东邻西舍烟火空，青蛙满灶生蛇虫。”[5](卷四《苦雨叹》，P)李东阳次年在送别周本清赴任扬州的《送周扬州序》中亦云：“成化庚寅，京师饥……畿甸之郡县，其为病、为亡、为盗者相望也。”[10](卷二十二《文稿二送周扬州序》，P)而这一人间惨剧就发生在王朝“盛世”、天子脚下、首善之区，无疑是莫大讽刺。严重水灾造成的粮食危机，甚至使朝廷无奈之下只好将在京听选官员打发回籍等候听用，以缓解京师粮食压力。成化六年，吏科都给事中程万里上言：“饥民流集京师，米价腾涌。计自今吏部听选不下万余，率多缺食，乞准回籍以听取用。从之。”[11](卷三十六，P)成化六年京畿地区的灾荒及粮食危机，凸显了建国百年的明朝廷盛世的尴尬以及作为国家首善之区的脆弱。
三、较为成功的危机应对
水漫京师、周遭饥荒，让帝都惯有的优越感顿失。更为关键的是，此次特大水灾发生在天子脚下，对封建皇帝的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宪宗面对京畿灾荒于是年六月初八日下发罪己诏，表示：“循省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罪，罹兹艰厄？兴言及此，良用恻然。”[12](卷五，P)这几句话，只是表明了宪宗作为上天之子面对灾谴所做的姿态。至于应对灾荒，却是需要实实在在的举措。为了维护皇帝的脸面、王朝的统治、帝都的尊严，明朝廷对京畿地区的灾荒救助比较重视，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京畿地区的粮食危机。
(一)赈济以存民命
赈济主要是灾荒期间对贫乏无助之人进行免费救助。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灾害，京师内外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灾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赈济就成为最为直接、有效地缓解因灾粮食危机的办法。成化六年六月水灾发生后，吏部尚书姚夔即上疏：“乞分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及户部官，督同五城兵马司取勘。房舍冲倒者，与米一石；损伤人口者，与米二石。少赒囏阨之苦，用广赈恤之仁。”[6](卷八十，成化六年六月庚午，P)姚夔奏言获得皇帝批准。七月丙戌，锦衣卫指挥朱骥奏：“京畿旱涝相仍……乞简文武大臣亲历畿甸，设法赈济抚谕，使各得所，免致流离转徙，暴横作非。”[9](劳集三《荒政考下项襄毅公救荒事宜》，P)依户部尚书杨鼎覆言，宪宗皇帝命项忠“往抚顺天、永平、河间三郡，而以右司徒叶文庄公盛抚真、保郡，以右府李都督公旻抚屯营”[9](劳集三《荒政考下项襄毅公救荒事宜》，P)。七月癸卯，户部奏给事中韩文等勘实，通州张家湾等处灾情，“上命所司赈济之”[6](卷八十一，成化六年秋七月癸卯，P)。随着灾情的逐渐蔓延，十一月辛卯，“召巡视河南户部左侍郎原杰代右都御史项忠，赈济顺天、永平、河间三府饥民”[6](卷八十五，成化六年十一月辛卯，P)。对于外地流移来北京的饥民，明政府也组织赈救。七月庚寅：“命给事中、御史各一员，同顺天府委官赈济附近被水流移来京小民，每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6](卷八十一，成化六年秋七月庚寅P)一系列赈济措施，有效缓解了京畿地区因灾粮食危机问题，帮助贫乏无助灾民暂时维持生存。
由于灾情严重，初期的赈济难以全面缓解粮食危机，但长时间免费赈济朝廷压力又太大，于是只好实行大规模的赈粜。然对于极贫之家，即使有赈粜粮，也无力籴买，实际应对效果并不理想，因此赈济依然不时被采用。十二月，吏部尚书姚夔建言：“水旱灾伤之余，米价腾贵。皇上轸念黎元，已发太仓米粟一百万石分投赈粜。又虑米粟不及于无钱之家，泽靡下究，复敕有司勘贫难者，设法赈济。”[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戌，P-)同时请求朝廷继续加大对灾民的赈济力度，他建言：“乞集廷议：于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州县灾伤甚处，推廉干谋识老成官十数人，请敕每人责领二三州县，督率有司官吏，沿村遍落询审赈济。有粮积者，依时照口验放；无粮之处，听于附近仓分设法般运。”廷议结果是：“分遣户部郎中桂茂之等十四人赈济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饥民。”[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戌，P-)至于投入多少钱粮用于此次水灾赈济，官方文献没有留下准确的记录。但毋庸置疑，直接赈济对于解决那些罹灾极贫之民的生存有着非常及时的作用，对于缓解京畿粮食危机有着明显的作用。
(二)赈粜以抑粮价
赈粜目的在于平抑粮食价格，保障市场粮食供应。年凶谷贵之时，若能及时赈粜，不但可以平抑粮价，也可使有钱无粮者得以渡过饥荒。这一举措，政府损失少、负担轻，又可出陈易新以实仓，一举多得。成化六年，面对灾荒中的粮价高涨、民食艰难局面，明政府屡屡采用赈粜方式，力度也相当大。是年十月辛卯，项忠“疏请平粜。略曰：今畿辅灾深，民居荡析，虽蒙皇上发粟赈济，然流移道路，困苦万状。目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临春，青黄不接，必难堪命。非早为区处，设有不虞，即峻法严绳，倾廪遍救，亦缓不及事，请广施粜卖之术。……今天津、涿、蓟、通等仓，并水次官粮，动称万计，乞勅户部令各司属会计足支来岁夏初官军俸粮外，所余粮米豆麦，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粜米三千石，每石五钱，麦减一钱，豆减一钱伍分。凡籴至二石，至来岁三月止。粮少者，许就近粮多之仓多粜算补；其劝借搬运接济者，不在此数。候麦熟米贱，即以所易银布，月准官军买粮自给。……大司徒杨公议如公请，而价则加所定者各一分”。项忠建议得到宪宗皇帝批准，“上从之，且命发太仓粟一百万石，于在京如例平粜”。[9](劳集三《荒政考下项襄毅公救荒事宜》，P-)《明会典》也记载：成化六年“又奏准：将京、通二仓粮米发粜五十万石，每粳米收银六钱，粟米五钱，以杀京城米价腾贵”[13](卷十七《灾伤》，P)。仅此两处记载，即可知当时官发赈粜粮数量还是很大的。仅爬梳《明宪宗实录》，即可知从成化六年九月开始到十二月明政府进行了多次赈粜活动，所发赈粜粮米超过万石。由此可看出，赈粜已是这一时期常见而持续的赈灾方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次灾害之严重(见表2)。
随着赈粜方式的频繁使用，规定也越来越务实有效，的确发挥了平抑粮价、应对灾荒的作用。在成化六年京师灾荒应对中，起初担心赈粜粮被市贩、官豪购买而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朝廷“不许官豪之家籴买，又不许市贩之徒转卖，止许小民以升斗赴仓告籴”[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戊申，P)。这一措施，虽有助于保证饥民平价买到官粜之粮，然审辨小民身份耗时费力，既影响赈粜效率，也使市场上的粮商闭粮不售待价而沽，对缓解粮荒作用有限。十月戊申，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云：“再三审辨，展转迟延，街坊米铺因而收闭，暗邀重价，以致人愈缺食。”[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戊申，P)为此，他请求皇帝降旨：“今后不拘官民、市贩及斗石多寡，但不许停积在家。有转卖与人者，每石价银不过七钱，违者悉置于法。”[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戊申，P)宪宗批示：“今后不拘官民、市贩及斗石多寡，一体发粜。若转卖与人者，许增价一钱，不许停积在家及高抬价直。尔户部揭榜示之，违者必治以重罪。”[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戊申，P1)尽管官方限制了盈利空间，却也给官豪市贩贩卖官粜粮开了绿灯，客观上活跃了粮食市场。但该决定并没有限制购买数量，官粜粮容易被官豪、市贩统购，进而抬价销售，人为增加饥民购粮成本，隐患也相当大。十一月，太监许安传奉圣旨：“近者发粜官粮以济饥民，却被奸贪之徒买去，高价要利。其令锦衣卫官校缉访，但有停积在家、不依原定价数粜卖者，俱枷项示众，追米入官。再将官仓粟米发粜五十万石，每石收银四钱。”[6](卷八十五，成化六年十一月己丑，P)十二月，官方进一步强化粜粮措施，一方面加强对赈粜的监督，一方面对官豪、市贩买米数量、溢价幅度进行限制。户部奏云：“以京城民饥发仓粜米以济之。本部已请行吏部取考满、听选能干有司官监粜。然官少事繁，不能周济。近该御史戴缙言，欲添差官五十员，每城十员，监督铺户零碎粜卖，其米每人止许籴五升至一斗或二斗，不许过多，价直视前增一钱。仍令给事中、御史并锦衣卫官校访察奸弊，犯者治罪。从之。”[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戊午，P-)应该来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措施越来越具体、完备，保障了赈粜的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
(三)蠲免以减民困
除赈济、赈粜外，蠲免也是应对粮食危机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虽不能直接解决灾民因灾而面临的粮食危机，但可以减轻灾民负担。成化六年八月初八日，为了应对京师罕见特大水灾及引发的饥荒，宪宗皇帝下发罪己诏，其中不少内容涉及灾区的税赋蠲免：
一成化六年，顺天等八府及各处奏报灾伤曾经官司踏勘明白者，该征税粮、子粒、马草悉与除豁；其有薄收者，照依分数减免。
一各处军民有先年拖欠税粮、马草、子粒、户口食盐钞锭，并派买厨料、果品等物，顺天等八府，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俱免追征。
一在京各营、在外各边骑操马匹，并顺天、南北直隶、河南、山东被灾去处军民孳牧寄养马骡并驹，自成化六年八月初一日以前，一应倒失、亏欠等项，并有倒停候买补及遇倒漏报者，所司查勘明白，悉与蠲免。
一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布政司被灾州县，有拖欠内外衙门坐派采买松木、长柴、椵木、杨木……自成化四年十二月以前未征者，尽行停免。已征在官者，仍令解纳，不许因而侵克。
一顺天等八府，山东、河南等处被灾军民，有承佃住种各王府、各公主府及内外官员之家田地庄园，拖欠租米，自成化五年十二月以前，并今年见有灾伤无收去处，皆免追。[12](卷五，P-)
当然，此次应灾诏令蠲免范围不仅仅限于灾区，也涉及其他方面、其他区域。在此次大规模蠲免之后，明朝廷随后续灾情发展，因赈灾使臣之请，又实施了蠲免举措。九月丙子朔，“诏免顺天、保定二府秋冬季柴炭夫，以地方水灾也”[6](卷八十三，成化六年九月丙子，P)。十月丁卯，“免直隶、天津等卫，并梁城守御千户所，在京义勇左等卫，被水无征子粒二万六千五十石有奇，豆九百五十九石有奇，草四万三千三百九十束”[6](卷八十四，成化六年冬十月丁卯，P)。十二月辛酉，“停免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成化五年、六年岁输皮张、木植、石青等料”[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辛酉，P)。蠲免税赋虽不能救急，但可以减轻灾民负担，亦可将本用于交纳赋税的粮食用于饥荒应对，这对于缓解灾区粮食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四)预支俸以济急
京师聚集着皇室群体、数量庞大的官员和军队，如果提前预支这一群体的俸禄，则可以预投大量粮食到市场，一则救助了这一群体家眷，二则客观上增加了市场粮食投放量。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云：“军民所仰者，惟官粮而已。近日，户部奏请预支两月军粮，是固救急之术，但粮在水次，猝急难至，在京蓄积之家，因而闭籴，以要厚利者自如也。乞命户部，再将文武官员月俸预放三月。如又不足，将东西太仓米平价发粜四五十万石，收贮价银，待丰年支与官军准折。俸粮亦宜量数发粜，以济河间之急。此令一下，或者人不闭籴，米价可平。”[6](卷八十三，成化六年九月己亥，P)此事，《明会典》也有记载：成化六年奏准“再将文武官吏俸粮预支三个月”[13](卷十七《灾伤》，P)。预支文武官员俸禄，不仅不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而且增加了市场粮食供给。毕竟对于京畿而言，文武官员的群体规模很大，俸粮总量自然不小，这些俸粮的提前支放，扩大了市场上粮食的投放量，不仅解决了灾荒年间京师庞大文武官吏群体及家庭的粮食供给问题，而且一定程度上减轻灾区社会的粮食危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有着一定作用。
当然，应对一场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所导致的粮食危机，明朝廷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止以上所列，这些举措也绝非孤立施行，而是多途并举、交错实施、综合应对。与此同时，明朝廷还加强对官员的监督，更对应对不力的官员实施惩处。成化六年，“顺天府尹阎铎以岁饥坐视民患，不能赈济，为户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并巡城御史，俱加罚有差”[14](卷十五，P)。如此，才能给予救灾以有力的组织和吏治保障。
四、“盛世”下的潜藏危机
被誉为盛世、治世的成化时期，在全国政治中心、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一次强降雨引发的水灾却造成如此强烈的冲击和破坏，尤其是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瘟疫，的确是罕见的，这种强烈的反差也令许多人震惊和不解。虽然，明政府动用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较好地应对了这场灾害粮食危机，但这一事件的出现，不免引人深思。为何被誉为“盛世”的成弘时期，地处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如此之脆弱，如此之不堪一击？除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学界讨论较多的赋役负担沉重等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惨痛教训？对于后人眼中“盛世”的成弘之世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
(一)预备仓衰败，仓虚弊多
预备仓是明代专门用于备荒的仓储形式，洪武间运行相对较好，效果也较明显，但很快弊端呈现，形同虚设，无法支持赈灾需要。永乐十九年()，杨溥就指出：“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率无暇及。该部虽有行移，亦皆视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4](卷二，杨溥《请预备仓储疏》，P33)杨士奇在谈到预备仓情况时也说：“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拆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15](卷六十九，正统五年秋七月辛丑，P)虽然正统间，明朝廷对预备仓制进行整顿，但弊端依然不少。成化六年京畿大水灾后，大理寺左少卿宋旻奏赈荒八事，其中之一云：“直隶大名等府州县官仓并预备仓，或收纳之未当，或放支之过时，又有私置斗斛、容情私粜等项，其弊非止一端。”[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壬戌，P)宪宗诏令谈及预备仓时说：“各处预备仓粮，本以赈济饥民，近来有司通同下人作弊多端，民不受惠。今后务要验实放支，抵斗收受，不许过取。合干上司，宜用心提调督察，毋事虚文。”[12](卷五，P)鉴于预备仓衰败的现实，户部请求朝廷“推选风宪重臣二员巡视京畿，并行天下巡抚官及布按二司督令府州县修举预备仓，以备荒歉”[6](卷九十三，成化七年秋七月乙未，P)。显然，至成化六年预备仓中衰之态已十分严重。为弥补预备仓储粮的不足，无奈之下，明朝廷允许实施纳米授官、纳粮免考、纳粮充吏等方式，以期获得粮草充实仓储。《明会典》云：“成化六年奏准预备救荒：凡一应听考吏典，纳米五十石免其考试，给与冠带办事。在外两考起送到部，未拨办事吏典，纳米一百石；在京各衙门见办事吏典，一年以下纳米八十石，二年以下纳米六十石，三年以下纳米五十石，免其考试，就便实拨。当该满日，俱冠带办事。各照资格，挨次选用。”“又令在外军民子弟愿充吏者，纳米六十石，定拨原告衙门，遇缺收参。”[13](卷二十二《预备仓》，P)如果不是预备仓衰败，明朝廷是不会采取这些措施的。预备仓管理的混乱及仓储的不足，使其无法真正承担起预备救荒的使命，当成化六年六月京畿特大水灾发生后，所在地区的预备仓实际上几无储粮可救。
(二)荒政不健全，低效迟缓
至成化年间，明王朝已延续百年，统治阶层日趋懈怠，对灾荒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明前期，灾荒应对机制亦显低效与迟缓。从整个明王朝荒政建设的历程来看，明前期的灾荒应对机制，处于一种逐渐发展的过程，至成化间仍不健全、不成熟。成化元年，户科等科给事中袁芳等评论明代荒政云：“比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者转死沟壑，贫穷者流徙他乡。”[6](卷十九，成化元年七月辛未，P)马文升曾云：“迨至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年间，民困财竭，一遇大荒，流移过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抚，任彼居处，诡冒附籍，南方州县多增其里图，北方州县大减其人户，军匠消耗，率由于此。”[16](卷六十三，马文升《抚流移以正版籍疏》，P)由于荒政制度的弊病、官员的怠政与不为，灾荒应对效果并不理想，吏部尚书姚夔云：“朝廷虽有赈济之法，有司奉行未至。”[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戌，P)李东阳《送周扬州序》中针对成化六年京畿水灾赈救，他说：“以朝廷数百万之费，一二臣简任之专，迟之以数月之久，仅足以弭其患之大，可不谓甚难乎！”[10](卷二十二《文稿二送周扬州序》，P)他在指出救灾之难的同时，也批评朝廷应对灾荒的效率之低。在首善之区、天子脚下，应对灾荒尚且如此低效与迟缓，他处可知，此时荒政之不健全、应对之低效迟缓可见一斑。
(三)民风转奢侈，民少蓄积
《礼记王制》云：“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17](卷十二《王制》，P-)仓储积蓄对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对普通百姓更是如此。然至成化六年，建国已百年的明王朝，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明初的勤俭之风渐转奢侈，不少人不再习惯积蓄，而是大肆挥霍享受。无灾年景尚可度日，一旦遇灾，便无积蓄可赖。成化六年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丘弘上疏说：“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儗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P-)他请求皇帝下诏严禁，得到明宪宗同意。同月，大理寺左少卿宋旻奏赈荒八事，其一为：“大名、顺德、广平三府人民，稍遇水旱，辄称饥窘，盖由民无远虑，略收即用，不思积蓄。虽丰年，田禾甫刈，室家已空，况于凶岁？”[6](卷八十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壬戌，P)丘弘、陆瑜、宋旻等人的评述，充分反映明中期的京畿民风转奢的问题。如此之奢侈享受，耗尽了百姓本不宽裕的积蓄，一旦罹灾，谈何自救？这也是为何此次水灾造成严重粮食危机的重要原因。
(四)水利久失修，备荒不力
水利之于灾害关系非常密切，邓云特曾言：“我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诚以为水利兴，则水旱可去，此兴农富国之本计，备荒之先策也。”[18](P)加强水利建设，无疑是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举措。明初北方水利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王朝延续百年之后，水利事业逐渐荒废，面对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京畿脆弱、衰败的水利设施不堪一击，没有起到应有的防灾抗灾作用。成化八年，工部上奏：“西城频年雨潦为害，议以京城壕堑自正统间修城以后，三十余年未经疏浚，及城内河漕沟渠尤多烟(湮)塞。每天雨连日，流泄不及，坏军民庐舍，乞敕内外大臣总督疏浚。”[6](卷一百，成化八年春正月戊午，P)十月，监察御史杨守随等借灾异上言时提出：“京师城隍沟渠久淤不浚，夏秋雨涝，公私庐舍多坏，请明春调军浚隍而令居民自治沟渠。”[6](卷一百九，成化八年冬十月丁亥，P-)由两则材料可知，成化初北京水利设施已三十年失修，沟渠河道湮塞阻泄，当成化六年京畿特大水灾发生时，这些水利设施未能起到削减水灾的作用。京城如此，他处可知。
当然，促成成化六年京畿水灾及严重饥荒的因素绝不止以上提及的这些，但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社会存着诸多严重的危机。这场发生在首善之区、天子脚下的百年一遇特大水灾及其造成的严重粮食危机，让百姓损失惨重，更让宪宗皇帝颜面无存。尽管明朝廷采取了赈济、赈粜、蠲免、预支官俸等应对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但预备仓制的中衰、荒政的低效、民风的转奢、水利的失修，致使应对效果大打折扣，凸显作为首善之区的京畿的脆弱和建国百年的明王朝“盛世”的尴尬。因此，可以说，一些明清学者眼中的所谓成弘“盛世”是虚弱的，盛世的虚名下掩盖着诸多危机。这次特大水灾及粮食危机，集中呈现了成弘“盛世”虚名下的危机、百年王朝转折中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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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首善脆弱与盛世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