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个地方的铁路家属区已经不是小“独立王国”了，被市区所包围，并逐渐消融。很多铁路家属楼显得斑驳陈旧，孤零零被周边的高楼大厦所包围着。
曾经那个热热闹闹、相互走动、相互帮忙、如同亲戚的铁路家属区已经永远留在铁路人的记忆中。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铁路家属区大都是由一排排平房组成的。后来，铁路单位越来越多，铁路职工和家属越来越多，建起来的家属房也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个街道。街道起的名字也都很有铁路特色，京汉街、二七街、铁机街
等等。再后来就是单位自己集资建房，如车站楼、工务大院等等。
在铁路家属区，每个铁路职工家庭都大养三、四孩子，这算少的；家里五、六个孩子的算正常；多的七、八个也是有的。铁一街的丁大虎，在车辆段当列检，几年连续生了八个姑娘，老丁天天垂头丧气，骂婆娘没本事，不给他生儿子。老丁媳妇不到五十，看着像六十多岁老太太，满脸皱纹，一头白发。到了第九个，终于生一个带把的，老丁听闻疯了似的跑去小卖部佘两斤红薯干子酒，把自己灌的酩酊大醉。第二天，他又去佘了几斤花生、瓜子，每家送一小包，逢人就说：我家添了一个胖小子，有功夫到家喝酒啊。
那时候，铁路职工孩子多，但很少有功夫去管孩子。一个是工作忙，没时间管；二是孩子多，没精力管。
于是这一代的铁路家属区孩子都是自我管理，自我成长。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一代。
我们这一排，我家姊妹六个；隔壁马伯家五个孩子；甘叔家六个孩子；董叔家家五个孩子。刘叔家有三个孩子，但听刘叔说还会再生的。
我们的孩提时代，没有今天的孩子生活幸福；也没有今天的孩子玩具多多。父母每天都辛苦工作，拿着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口。关键是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粮、油、肉、蛋、布、棉等一切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我们家八口人，就父亲一个人拿几十元的工资，每个月再精打细算，到月底也不够用，只有再去邻居家借5元钱或几斤米面，到下个月开支，赶快还了。
我妈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她每天想着的就是怎样节约口粮，节约花销，想办法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让一大家子人最好不挨饿。我父亲是工务段的巡道工，每月45斤的供应粮，母亲36斤，我们姊妹几个从26斤到8斤，够吃不够吃就这么多。粮食都是在粮店里定量供应，你有钱在市场里也买不到粮食。谁敢私自卖粮的一律按投机倒把抓起来，轻则没收处理，重则就要关进去了。
我们那时候也十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正是饭量见长的时候。母亲每次做好饭，先给父亲盛一大碗，然后再给我们每个孩子盛满满的一碗，剩下不多的就是她的。我们只此一碗，再想吃也没有多的。
我们家每个月也能领两斤肉片和两斤鸡蛋票，但母亲很少去买，都是拿着肉票、蛋票去和别家换粮票，能从粮店多买一些粮食补充定量不足。有时看我们实在馋的不行了，就用肉票去副食商店买两斤肥肉，用萝卜、白菜、粉条炖一大锅，每个孩子排队盛一大碗，每个碗里夹两块肥肉块子。我是男孩老大，母亲每次给我的肥肉块子要大一些。
只要家里做肉吃，我们就端着碗跑出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在大树下吃饭。我夹着肥肉，故意让其他孩子看见，一小口一小口的吃，故意显摆我们家吃肉了。
我父亲当巡道工，三班倒，上班时见不到，下班时他也闲不住，在后面荒山开几块地种菜，挖地、播种、浇水，能给我们家省下一些买菜的钱。我从记事一直到上中学，我们家吃的菜就是苋菜、白菜、豇豆、西红柿几种。记得苋菜下来了，每天都是炒苋菜、苋菜馍、苋菜下面条，到最后我一看见苋菜就反胃。
后来铁路地区成立五七连队，组织一些家属去车站装卸煤、砂，还有的去铁路砖厂制砖，一个月能挣二十多元工资，通过出苦力来改善家里的生活。
我上初中时，只要是放学回来，就跑到砖厂替母亲拉砖坯子，要干到很深夜，累得半死不活才回家，第二天还继续上学。我们家属区其他家里的孩子，只要长到十三、四岁，都会去帮着家里到砖厂拉砖，到车站卸煤、装沙。
有时候，车站五七家属连队深更半夜通知卸煤，我就赶紧爬起来，和母亲，还有姐姐一人扛一把大方头铁锨，往车站赶，生怕去晚了活儿被别人抢去。卸车在现在来看是个重体力活，只有农民工才去干。但在那个年代，家属们能有一个卸煤挣钱的活都会抢着干。四个家属包一节车厢，卸完可以分到几元钱。我们都是母亲带着孩子，一家人去卸煤。等煤卸完了，人人都变成了煤猴子。
家里父母都在忙工作，稍微大一些的孩子就会帮着父母操持家务，带孩子，洗衣服，做饭。我虽然是男孩子，在家里蒸馍、熬稀饭、擀面条都会做。
那时候，我们家用“打会”的元买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我们姊妹几个趁大人不在家时都悄悄学着蹬缝纫机做衣服、补衣服，做的有模有样。
我们铁路家属区在七、八十年代已经很庞大了，职工家属一起有六、七万人。当时我们所在的城市人口也不过二十来万。铁路家属区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独立王国，我们基本不和外界联系、交往。
铁路地区的孩子都喜欢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玩耍。只要是几个孩子在一起，男孩子就是拍三角、弹蹦子、推铁环、打陀螺。女孩子就跳皮筋、跳房子，抓布袋。
那时候铁路家属区的思想还很封建，大一点的孩子，男女之间就不说话，不在一起玩。眼见哪个男孩和女孩说几句话，就说是谈对象，跟着起哄，吓得女孩们红着脸跑开了。
就说小时候打陀螺，几个孩子在一起，比谁的陀螺转速快、转速久。上面套的皮圈是我们跑到车辆段偷偷从车厢风管上扣下来的。有的职工在单位当车工，就用车床车出铁陀螺或铜陀螺带回来给自家孩子玩。铜陀螺比木陀螺高档很多，孩子玩起来自觉牛逼哄哄。
我最喜欢拍纸三角，只要几个孩子在一起就蹲在地上拍。一开始是用废纸叠三角，后来就到处捡烟盒叠三角。每次都能赢不少三角回来，骄傲的不行。有两次，我因为用家里的《毛选》撕了叠三角，被父亲知道了，少不了一顿皮带抽屁股。那些《毛选》都是他在巡道时捡物资上缴，单位奖励的，我们家有几十套《毛选》。
小孩子们在一起玩，有时候玩着玩着就发生争执，打起来了。每次打完架，回去都不敢说，说了还要挨父母的打骂，因为家里都让我要好好和邻家孩子玩，不许骂架、打架。有一次后排张伯家老三友亮因为争皮圈，把我的头打个包，我哭着跑回去了。一会儿张伯就掂着友亮的耳朵到我们家道歉了。听说回去张伯又把友亮打一顿。那时候，两家孩子打架，都是父母把自家孩子拉回去教育一顿，轻则几巴掌，重则皮带伺候。所以，我们左邻右舍的孩子在一起玩很少打架。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感觉在那个年代，铁路地区每家每户因为孩子多，日子过得都不富裕，紧紧巴巴。我们除了帮家里去拉砖、卸煤、装沙，还经常去车站、机务段捡煤核。蒸汽机车停车时，经常会把炉膛里的炉灰摇到铁道中，列车开走后，我们就抢着去扒还没有烧净的煤核，背回去做饭用，省了家里买煤的钱。因为去捡煤核很危险，父母坚决不让我们去。有两次因为偷偷去机务段捡煤核，头上还挨了母亲的“爆炒栗子”。
因为各家都很穷，没有钱给孩子零花。我们就自己出去捡玻璃茬、捡破铜烂铁卖钱，买铅笔、橡皮、文具盒、作业本。男孩子会几个人兑钱偷偷买一盒烟，躲在角落里学着大人样子吸烟。
我们后一排的大军，比我大两岁，个头不高，很会打架，好多比他大的孩子都怕他。大军经常旷课，在家属区里到处惹是生非。他父亲是工务段沿线养路工区的工长，一个月有二十天在外面。父亲在家时他很老实，父亲一走他就放羊了。
他经常会去机务段、车辆段偷废铜烂铁，把铜块或铝块别在腰里，偷出来卖钱，给我们买冰棍、棒棒糖吃。我也和他一起去车辆段偷了两次铁，老远一见有工人来，吓得把废铁一扔拔腿就跑。
铁路地区的孩子和大人基本不和市内或铁路家属区以外的人来往。但其他地方的孩子出于好奇，喜欢往铁路家属跑，有时就容易发生结伙打架。
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在铁路家属区边上的水塘游泳，被几个市砖瓦厂的孩子打了，并说以后再见到铁路上的孩子还打。我们哭着往回跑时正好碰见大军。大军歪戴着军帽，耳朵上夹一根烟。他手里掂一块半截砖，背在后面，领着我们过去了。他上前问：你们刚才谁打我弟了。
那边有两个孩子比大军个高，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刚准备动手，大军上去照头顶一砖拍下去，我站在后面就能听见响。那孩子双手抱头，顿时血流如注，顺着面颊往下淌。大庆还不住手，照他头上又是两砖，喊到：服不服？
对方几个孩子被彻底吓到了，那个捂着头的大孩子带着哭腔说道：哥，再也不敢了。
大军把砖头一扔，一摇三晃的带着我们回家了。
后来听说大军打的孩子他爹砖瓦厂副厂长。砖瓦厂还是一个劳教所，是犯人劳改的地方。第二天，副厂长穿着警服、背着手枪，带了几个人到家属区抓大军。铁路派出所知道后，说是归铁路管，让他们走了。
我妈知道后，再也不敢让我跟大军玩了。我当兵那年，听说大军被抓起来了，他用列检锤把化工厂的几个孩子头啄了几个窟窿，被判三年劳教。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一代铁路家属院的孩子也逐渐走向社会，有的接父母班，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去当兵，还有的考上公务员。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为了志向和生活而拼搏、奋争。
年，我高中毕业后，也和很多铁路家属区的孩子一起下乡当了知识青年，然后又去部队当兵，最后复员分配到铁路单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国各地的铁路家属院也在逐渐消失，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发展中。一排排老式的平房、楼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耸入云的漂亮大楼。
我们曾经医院、铁路学校、铁路幼儿园、铁路俱乐部、铁路电影院，以及铁路水厂、职工食堂、铁路商店等等，有的被移交，有的被合并，让人难忘难舍。
回想起我们这一代在铁路家属院成长起来的孩子，虽然大家都已经成家立业，曾经的孩子现在也都有了孩子，但我们还经常以同学会、农友会、战友会的名义组织聚会，大家在一起回忆起过去在铁路家属院的童年时光，有说不完的话题，有说不完的趣事。
在铁路家属区，我们有烦恼、有艰苦，有欢乐，但更多的是自豪！因为我们是铁路的孩子，曾经经历过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生活。
铁路家属区将是我们永远的记忆！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打上了铁路烙印，铭记在心，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