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学极盛于宋代，至元明，其学渐衰，但亦不能说毫无成绩。正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成于元代。三史自元世祖时即开始修撰，其后又经历朝的经营，至顺帝，再命脱脱等重修，始成定本。三史中惟《金史》尚能叙事详明，具有条理。《宋史》则编次不善，伤于繁冗，错误不可胜数。
《辽史》又病在简略，芜陋不堪。明初，命宋濂、王袆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实录》为根据，其列传及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书，以资采择。《元史》于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又因顺帝无实录，元末的事迹也甚缺少，乃于次年二月重开史局，加以补辑，至六月书成。由于成书过速，疏漏错误之处，自然无法避免。例如书中对蒙古人在西亚及欧洲事迹的记载，过于简略；列传的次序，也稍嫌紊乱。
其他著名的史学著作，则有薛应旂的《宋元通鉴》，陈邦瞻的《宋史记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但体裁因袭前代，并无创例。此外明代文士，颇能留心于本朝史实加以纪录，这类著作，其中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清人治史，重在考订训释，至于史事的记录，其成绩不及宋明。清初的史学，开拓于黄宗羲，其后万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学诚而集大成，蔚为著名的浙东史派。宗羲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学术史的名著。
斯同，浙江宁波鄞州区人，字季野，宗羲弟子。他自幼便有志于明史的撰述，康熙时，开明史馆，他曾以布衣参与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余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为识者所称许。他治史以求史实的正确为首务，力避空洞的议论和轻率的臆测，所以他的工作，大部为史料的搜集和鉴别。这种着重实证的治史方法，对清代史学界发生很大的影响。斯同死，其稿为王鸿绪所得，鸿绪冒为己作，妄加窜易，以致面目全非。
乾隆初，张廷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鸿绪史稿为底本，加以增损，实则其稿大半出于斯同之手。而当时的史臣，有所顾虑，每多更换原文，以媚时君，因此乾隆时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实。祖望亦鄞州人，字绍衣，他继黄宗羲未竟之志，续成《宋元学案》一百卷，叙述宋元学术的渊源派别，极为详实。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才识尤高，所著《文史通义》一书，言史学方法及理论见解超特，发前人之所未发。他并提倡撰修方志，对方志的取材及编纂之法，也多有论列，其义例甚为后人所取法，渐至方志成为专学。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甚盛，但因庄廷鑨、戴名世两次史案，均兴大狱，清人撰集近代史实的风气以是遽衰。史家如全祖望，虽于其文集中记载明末名贤遗事，但亦不敢刊刻。乾嘉时代的史家，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为最著。钱有《廿二史考异》，王有《十七史商榷》，赵有《廿二史劄记》，均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订训释的范围。嘉庆以后，清室文纲渐疏，于是研究明史之风又盛，重要著作有陈鹤的《明纪》，夏燮的《明通监》等。对于南明史的撰写，也于此时开始，如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纪年》，钱绮的《南明书》，都专记南明史实。
到清末，学者更群趋于明清之际及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以发泄其排满思想。这种风气，直传到民国。至于清代官修的本朝历史，主要有《实录》及《国史》。实录自太祖至穆宗，均成于清代；德宗一朝，则于民国修成。《国史》分本纪、传、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干细目，体制甚详。光绪时，王先谦私据《实录》，删节而成《十朝东华录》（自太祖至穆宗）。宣统时，朱寿彭根据邸抄及报章，续成《光绪东华录》。此外又有“方略”一类，专记历朝用兵事迹。道光以后，与西洋各国交涉频繁，亦有专书记载其事，是为“三朝（道光、咸丰、同治）筹办夷务始末”。
地圆之说和经纬线的地图绘制法，均于元代输入中国。但当时国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谓绝少，因此并未发生任何影响。元代地图，以朱思本的《舆地图》最为著名，其图布置精到，于前代地图的错误，多有改正。明世宗时，罗洪先因朱图改制为《广舆图》，其图传播始渐广，而为后人所取法。到明神宗时，利玛窦来华，屡次绘制世界地图，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始有较多的吸收，诸如经纬度的测量，地名的译定，五大洲的观念，地圆说及五带（二温、二寒、一热）的划分，均由其正式介绍给国人。
当时虽受一般士大夫的欢迎，但能接受这种学识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玛窦死后不久，国人即不再重视这种制图法。其后清圣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测绘地图，但其图由清室秘藏，且国人科学知识水准过低，因此仍不能普及。直到清末，西学大量输入，西式绘图法才渐为国人所普遍了解。方志的著作，明清两代均甚繁富，至于不可胜记。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与史学有关的地理学。清初，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论述各地的山川险隘、攻守形势，极为详尽；并根据史实，推论若干战役得失成败的原因。其组织和方法，可为地理学研究的楷模。又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胡渭的《禹贡锥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著。
道咸以后，学者多致力于边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涛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此外若干学者，进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海识略》，虽然成就不伟，但其志趣及识见，则甚可佩。清末，杨守敬综合诸史地理志，绘成《历代地图》，详记疆域的变迁，可谓集沿革地理学的大成。
元代文风，仍因袭宋人，受理学的影响尤大。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质实无华。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刘基为著。濂曾于太祖朝典掌制诰，为文雍容浑穆；基为开国功臣，为文雄奇豁达。从成祖到宪宗末的八十余年间，文体趋于平易，代表的作家为杨士奇。士奇自成祖时任大学士，历宣英之世，典掌机要数十年。其文从容闲雅，醇朴无疵，时人竞相仿效，号“台阁体”。但其末流，变成空泛冗长，凡庸无生气。
孝宗武宗时，乃有复古运动的发生，其倡导者为李东阳、李梦阳等。东阳论文主宗唐宋，为复古运动的前导。梦阳则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者从之者甚多，风气因而渐变；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拟剽窃。世宗时，归有光复主宗唐宋，其作品颇多名篇，为时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对他尤为推崇。主法秦汉者，则有李攀龙、王世贞等。由于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骈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陈腐之病，极少佳构。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最著。康熙末，方苞倡古文义法，非事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涉笔必寓六经精华；举凡语录中语，六朝人的藻丽俳语，汉赋中的板重字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都在禁用之例。其文清淡简远，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开山者，但因严守义法，而致缺乏雄伟博大的气象。乾隆时，刘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刘力追韩愈，文章以才气见长；姚则远宗唐宋八家，近法归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谨严，理文兼胜。
方、刘、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称桐城派，稍后有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区）恽敬、武进（今江苏常州武进区）张惠言等，为文具法家及策士风格，别树一帜，号阳湖派。道咸以后，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兼擅古文，对桐城派极为推重，于是一时文章，莫不模效方、姚。骈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龄、陈维崧等，中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清末，因世局的影响，文体也发生变化。
梁启超办《新民丛报》于日本，评论时政，其文介于文白之间，平易畅达，富于情感，极具鼓动的能力，号“新民体”；严复仿诸子文体，翻译西洋社会科学的书籍；林纾则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也均能风行一时。诗至唐宋，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世作者，无法企及。元代著名的诗人，首推元好问。好问金人，因值易代之际，诗多感怆。其后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四大家，诗均宗唐。元末诗人有杨维桢，尤以乐府擅名。
明代诗人特多，但值得称道的则甚少。明初，高启独步诗坛，所作隽逸清丽。至中叶，李东阳、李梦阳均以诗名。稍后李攀龙、王世贞为诗坛盟主，但也只能模拟盛唐而已。清诗的成就远过元明。开国之初，以吴伟业、钱谦益为大家。吴诗苍凉凄楚，最擅歌行，钱诗则沉郁华丽。稍后有王士祯，标神韵之说，主张乘兴而写，言外有意，领袖诗坛者数十年。乾隆时，袁枚主性灵之说，谓诗为作者性情的表现，性情以外无诗。
结语
其诗才思盈溢，运用自如。与袁同时的著名诗人，又有赵翼、蒋士铨等。乾嘉之际的诗人，郑燮、黄景仁为最著。燮诗奔放真实，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诗雄健悲壮，追拟李白。道咸时，龚自珍、曾国藩、吴敏树，均以古文家兼有诗名。同光以来，陈三立、陈衍等专宗宋诗，号“同光体”。清末，黄宗宪首倡诗坛革命，认为作诗当以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牵。其诗融新思想入旧风格，间杂以新名词，为崇古者所不敢用，开后日新诗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