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日报记者田人通讯员毛激流
李达塑像潘华摄
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先驱者。
在电脑旁，一坐就是一天了，这几天，围绕这一观点，我们先后采访了好几位与共产党人的先驱者李达相关联的人士，翻阅了好些关于李达的文献，从中寻找李达寻求革命的轨迹。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凌辱下，举国一片凋零，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其中有一位叫李达的永州人，他和许多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样，为中国之未来，苦苦寻找着光明。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清朝廷此时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刚满15岁的李达考上了永郡联立蘋洲中学。这时，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李达在蘋洲中学接触了一些新知识，知晓了一些国家大事，与同学的交流中懂得了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为什么帝国主义可以对中国掠夺，逐渐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位少年在进一步了解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崇洋媚外后，初步的阶级意识和诚挚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心中萌芽。
今年4月19日，我们对写过有关李达电视剧的著名编剧王青伟进行了采访，他通过走访和大量阅读，掌握了有关李达的许多信息，在采访中，他对我们谈到了其中李达在蘋洲中学读书时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教历史的王先生很沉重地走进课堂，同学们喊“老师好”他也没有听见，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节课，王先生破例让同学们看书自习，自己则用毛笔在纸上奋笔疾书什么。
王先生的反常之举李达被看在眼里，下课后，他和蒋国勋几个同学把王先生拦在青石板路边的桂花树下。
李达施礼道：“王先生，您今天有心事？”
王先生叹气道：“我哪有心事？”接着，他怒发冲冠发起无名大火：“是我们这个腐败无能的国家有心事！卑躬屈膝，卖国求荣！可耻之极！！”说到痛心处时，王先生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李达和蒋国勋怔怔地看着泪流满面的王先生。
王先生双拳高举，向天空愤怒地喊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泱泱大国，匹夫何在？”说完，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
王先生病倒后，李达守护在床榻前，为他熬汤煎药，精心护理，还用干爹胡燮卿给的零花钱上街买回鸡蛋给王先生补身体。
第二天，王先生身体稍好了一点，便对李达说了自己发无名火的缘由。原来，早段时间，在湘西辰州发生了一桩由传教士引发的教案，辰州知府吴积均听说老百姓打死了两名西方传教士，深感大祸临头，不分青红皂白地痛恨老百姓“闹事”，咬牙切齿地说“辰州百姓要我前程，我要辰州百姓脑袋”的狂言，于是，他编造谎言，污蔑老百姓的正义之举是土匪谋反，遂勾结英、德两国士兵进行镇压。清朝廷在英国大使馆的威逼下，为讨好洋人，规定辰州学子五年内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残酷杀害了张永太、张白狗、尹牛儿等为首的12人。辰州知县目睹同胞被残杀，当场恸哭鸣不平而被罢官。
听到这里，李达安慰王先生，并满怀忿怒地说：“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还能挣扎多久？中国的天一定会亮的！”这时，从长沙寄来了标题为“徐特立断指血书”的信，内容是痛诉清朝廷草菅人命、任意残杀无辜百姓、割地赔款的万言书。此前，徐特立先生在修业学校做演讲，当讲到“辰州教案”和“八国联军”等国耻时，他悲痛欲绝，愤然拿起一把刀当场剁下一根手指，书写了这份同仇敌忾的血书，表达了对卖国求荣政府的愤怒，号召爱国学生以民族大义为重，雪耻民族恨。徐特立的悲壮演讲和大义壮举，感染了社会各界人士，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游行。
在晨练时，李达拿着这封信对同学们说：“我们把这封信的内容向全校师生宣读，用实际行动声援徐特立先生。”
李达和蒋国勋等人把同学们集合在操场上，热血沸腾的李达则站在一张板凳上向全校师生宣读徐特立的断指血书，呼吁全体师生行动起来，立即掀起反封建、反侵略的救国运动。李达义愤填膺：“今日之朝廷软弱无能，为求苟安割地赔款，对百姓反抗进行残酷镇压，辰州教案是活生生的证明，是可忍，孰不可忍！”全校师生听了演讲振臂高呼：“向徐特立先生学习，打倒列强，反对侵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振我中华，驱逐列强！”
李达还和师生们在操场上举手议决了“抵制一切洋货”“加强体魄训练”的办法。议决后，师生们纷纷跑进教室和寝室，翻箱倒柜将所有洋人制作的文具用品找出来集中堆积在操坪上，李达带头燃起第一把爱国主义的烈火。李达带领同学还与学校交涉，借来支来复枪，从零陵县城请来有作战经验的军士当教官，指导射击、拼刺等战术要领。年，李达在《中国青年》杂志著文《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一文中说：“我们爱国的办法，就只懂得这么两条。这一类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向清廷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集会、游行、喊口号、发宣言、向清政府请愿。”
在民族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中，在爱国主义思潮的激励下，李达更加刻苦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年，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离开了养育他的潇湘大地。
二
无论哪个时代的人，不读书都不会有安全感。
一个民族，如果文化、科技落后于人，则更不会有什么安全感。
强体必强智。年，李达通过努力，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探矿冶金。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的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日本5所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算官费生，李达正式成为官费生之中的一个。在学习期间，李达立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奋斗理想。就在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悍然攻占胶州湾，继而占领山东省，并下达最后通牒，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野蛮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无能到只采取步步为营的讨好策略，以期在谈判中使各条款减轻。
日本的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全国19个省的都督呼吁团结一致，决不屈服日本的抵抗决心。一时间，民情沸腾，抵制日货四起，毁家纾难有之，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生之生死公也。’这是王船山说过的一句话，用在外公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是合适的。”李达外甥唐北怀在接受采访时，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李达思想轨迹，他说：“年‘五四’运动爆发，外公等留日学生回国请愿失败。他在反思中意识到，在现行政府的统治下，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实业救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它宛如一个肥皂泡，虽五光十色，但轻轻一戳就会破裂。就在外公感到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一剂良药祛除了他内心的‘病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使外公仿佛拔开乌云见到了曙光，从迷雾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和民族的希望所在。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书籍，从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外公断然放弃理科而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这一时期，他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唐北怀说：“作为李达的子孙，每次回到外公出生的村庄，都能感受到它的一砖一瓦都充满了革命气息以及他生命的温度。虽然我们不具备外公那样卓越的才华及渊博的学识，但我们可以继承发扬他为中国革命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热爱党和祖国的激情。”
永州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撰办公室编著的《永州党史人物传略》记载：李达后来还在《民国日报》发表了9篇文章，在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时，透露出他因时就势建党的思想，并在《陈独秀与新思想》的文章中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决心和信心。李达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先驱者。年夏，李达怀抱回国“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思想，从日本回到国内。
“这一年的4月，北国的春天还带着寒意，由列宁建立的‘第三国际’正在酝酿着帮助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南陈北李商讨建党的同时，俄共（布）中央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了以维金斯基为团长、杨明斋等5人为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带着列宁的指示来到中国。维金斯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会有影响和号召力’。维金斯基在北京会晤了李大钊，达成建党意见，又在李大钊的推荐下，维金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会面，受到陈独秀等人的热情接见。在维金斯基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得到确认，并着手商量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拉开了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序幕。”今年4月17日，李达的侄儿李定香对记者说。
三
4年，由王炯华创作出版的《李达评传》真实记录了李达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李达是年7月中旬到上海的，他一边在中华书局做编辑，一边结合自己的工作译著兼顾、述论兼攻，全面传播马克思主义。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李达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前往陈独秀住地渔阳里2号拜访。两位思想者一碰面就谈得十分投机，在组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取得共同意见。当晚，陈独秀安排李达住在二楼寓所的亭子间《新青年》杂志社内。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为了使活动迅速开展，陈独秀让李达以留学生理事会的身份，在上海博文女校参加领导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以博文女校和《新青年》杂志社作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组织活动。
学联与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在工作上有些来往，会长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一来二去的工作中，并经过徐宗汉撮合，李达认识了眉清目秀、知书达理、在徐宗汉身边做文秘工作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
今年4月9日，编剧王青伟以建党时期一批共产党人为题材创作的电视连续剧《数风流人物》在浙江横店开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年8月，受陈独秀委托，李达做起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人，共同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党组织成立后，由维金斯基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社举行选举会议，推举陈独秀为书记，草拟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同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组织地址设在老渔阳里二号即“新青年社。”
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全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为全国建党做思想上的准备。陈独秀通知北京李大钊在北京组党；通知陈公博在广州组党；通知王乐平在济南组党，王乐平不愿参加，安排济南第五中学学生王尽美等五人组织；派李汉俊到汉口组党；施存统在东京约集周佛海组党。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城市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还建立了旅日、旅法小组。党之下，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主持。当时，一批脱离家庭，脱离学校去上海的有志青年大都入了团，青年团团部设在上海新渔阳里六号，挂有“外国语学校”的牌子，聘请威丁斯基夫人教授俄文。
年9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将《新青年》改版，为党内机关刊物。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11月7日，正好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翻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李达同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后，他们的新房也就变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最高时达份。《共产党》月刊经费相当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所得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
王青伟说：《共产党》月刊是党在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理论刊物。《共产党》的创刊，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高度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年7月，由于经费等问题，《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被迫停刊，旋即，李达又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李达从零陵到北京，由北京东渡日本再回到上海，凤凰涅槃般地完成了由一个激进者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开始了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懈追求。
四
永州市史志办副主任高爱国介绍：年2月中旬，在关于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陈独秀、李汉俊二人在通信中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越闹越僵。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为了达成双方共识，李达在二人之间极力周旋调解，多次强调，共产党成立不久，未来的路还很长，作为共产党人，要加强团结，相互理解，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双方固执己见，李达的调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陈独秀独断家长作风失望之极的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因李汉俊的辞职被迫停办。一天晚上，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党内文件交给李达，并要李达代理书记一职。从这时起的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李达代理上海早期党组织书记后，于年4月搬出陈独秀寓所，租住辅德里号，在这里，李达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了解各地党组织的发起活动情况，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有效地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李达、陈独秀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
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接过维金斯基的接力棒来到中国。马林的中国之行，是被密探监视的东方之旅，也是他职业革命生涯积累反监视的经验之旅。
在查阅资料中得知：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与马林商谈后，陪他一起来到了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在交谈中，马林提议说：“我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建议，时机既然成熟，就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接受马林的建议后，李达亲自执笔写信、发信给各地党小组，要求各党小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7个共产主义小组。由于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不上开会时间，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大会开幕时间定在7月1日，会址安排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寓所法租界望志路号。
李书城，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
马林带来了开会经费，还给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路费元，会议结束回去时，每人再发50元。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高爱国解释道：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李达的侄儿李定香对李达的生平事迹颇有研究，他说：“李达安排王会悟帮助解决外地代表的住宿时，他对妻子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个会，需要你帮忙找个地方给各地代表们住。你长期生活在上海，熟悉上海，又会说上海话，这个忙只有你能够帮得上了。’王会悟深情地对李达说：‘这是你们的大业，请相信我会妥善安排好一切的。’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所以，李达提出让她帮忙。”
李定香接着说：“王会悟是一位贤惠、聪明的妻子，答应帮助李达后，立即去找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于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两人私下也有过交往。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教师基本闲置，王会悟找到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在学校开展学术讨论会，需要在学校暂时借住一段时间，不知道行不行？’黄绍兰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下来。由于人员不是很多，王会悟查看了各教室后，仅租下女校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教室。”
王会悟与黄绍兰谈好价格，由包惠僧向黄绍兰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后来，全国参会代表在这里只住了二十天左右。
《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油画何红舟黄发祥作
五
参会代表从全国各地陆续抵达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国焘第一个抵达上海，也是李达最先接待各地党小组的第一人。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这段历史时说：“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张国焘到上海的第二天，李达又迎来了其他党小组代表。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楼下女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在查阅资料时得知：这“9个临时寓客”分别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来，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包惠僧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这段历史有过详细的描写：“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电视连续剧《数风流人物》的编剧王青伟说：“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共13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派）、陈公博；东京：周佛海。
年7月23日，夜幕中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望志路号悄然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日、29日又连续召开三次会议。
不料，在7月30日晚8时，中共“一大”代表在“李公馆”举行闭幕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站在台子上正准备讲话时，从虚掩的后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他的一双眼睛左瞄右看，李汉俊发现这位不速之客，忙起身拦住他说：“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随口答道。李汉俊惊诧地说：“我这儿哪有什么联社？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地方了。”来人哈了哈腰，匆匆走了。站在台子上的马林双眼射出警觉的眼光，用英语问李汉俊刚才来的是什么人？李汉俊用英语做了简要的答复。“砰”地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了一下桌子，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就这样，会议被迫停止。
代表们离开会场后，各自绕道回到住处，然后，又陆陆续续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李达家。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建议道。
代表们都同意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又到哪儿去开会呢？
谁也没了更好的主意，顿时，屋子里一片安静。
“我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开口了，她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是，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吃住。这时，看到代表们一筹莫展，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用。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一条船，在船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很好的主意，湖南代表毛泽东带头鼓起掌来。
8月3日7时35分，李达、毛泽东、张国焘、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等由上海坐火车来到浙江，与提前一天到达的王会悟碰头。此前，王会悟已经订好了画艇。王会悟本来要租一条大画艇，由于大画艇需要先期雇定，只好租了一条中号画艇。
狮子汇渡口，王会悟所雇的画艇已泊在湖边。王会悟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进入南湖，在预定的游船上召开了嘉兴南湖会议。会前，王会悟又包了一桌酒席，借了两幅麻将打掩护。为了安全起见，王会悟走到前舱，坐在窗口看“风景”。
王青伟把《数风流人物》的本子放在桌子上，抽了一口烟，对记者说起他了解的第一手史料：中午11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游人顿散，喧嚣的湖面上更加安静。在风雨中，红船在湖面慢慢开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会议正式开始。李达宣读了党纲和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出台，王青伟说，李达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纲领是仓促成文的，但是，我们的宗旨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的，是坚决抵制无政府主义的！”接着，李达还受陈独秀委托，宣读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在李达、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建议下，会议不成立中央委员会，暂设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由于李达一直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举为宣传主任。南湖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和成员，完成了大会的所有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李达负责筹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达作为这个大事件的参加者，作为会议的主要筹备人和组织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李达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时间过去年了，南湖风景依旧，历经疾风劲雨的中国共产党也正带领中华民族行进在康庄的复兴路上。站在南湖之畔，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我们看着南湖“湖心岛风光”，不禁思绪万千：
明朝陈履在《春日邀彦吉集烟雨楼》
最后写下：风光此后知何如。
此后他怎知湖心岛上有清晖堂、孤云簃、访踪亭
怎知烟雨楼烟水三千
将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波光潋潋的僻静水域
迎来“国际”“革命”“火种”。
素来游客频频游历，一方湖泊有不同的潮涨
黑夜漫漫中只有惊恐
黎明却意气蓬勃，带来如春的脸
带来万物复苏前的宁静
和尘世的普光。所有水深火热的人们
因这里集聚的信仰
由一条船铺开一个古老民族的
重新规划和版图。是这江南园林
秀丽风光，长达一百年，一直令人念念难忘。
六
李达是一位为中国人民输送马克思主义的输血续命人，是一位为中国人民的浴火新生而尽力的人。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于8月中旬回到上海专任党的书记，南成都路辅德里号李达寓所就成为中央局集体办公点，自年8月到年6月，中央局从这里发出数百份文件，中央局收发文件全部由李达负责管理，没有李达同意，任何人不得随意翻动文件。鉴于收发文件工作量大，中央局委托王会悟协助李达收发和抄写文件。李达夫妇不忘组织重托，把文件、剪报作为材料放在一起保管，被王会悟称之为“文件材料”，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文件处理上便有了正式术语——文件材料。
李达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后，于年9月1日，根据中央局的决定，主持创办党中央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担任主编，出版机构就设在李达寓所。人民出版社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在短短一年时间，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其他3种共15种，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建立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他革命书籍，李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由于出版社工作人员少，从著译书稿、编辑、校对、付印到发行渠道，全部由他一人独自承担，后来，有人评价他是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勤劳拓荒者。
今年4月19日下午，我们来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暨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中共长沙市历史馆党支部书记郑辉雄对我们介绍说：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湖南自修大学旧址，讲解员贺文讲述了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带着王会悟及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李心田来到长沙的往事：“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湖南自修大学是党领导的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党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何叔衡、毛泽民、夏明翰、郭亮、罗学瓒等党团许多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李达在担任学长这一繁重工作的同时，还主编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并在这个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二大’宣言基本思想的文章。”
王圥慎是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长期致力李达生平的研究，他说：“李达在暨南大学、北平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但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唯恐‘赤化’。年7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中山大学解除李达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各高等学府均不准聘用李达。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不回到零陵老家。”
在老家五年，李达以种田为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零陵专员奉陈立夫之命诱劝李达跟国民党走，李达仍坚定地回答：“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摒弃信念是难上难。”
抗日战争中零陵沦陷，“维持会”要懂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李达愤怒地说：“我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也不会去给日本鬼子办事。”
李达拒绝日本驻零陵最高指挥恒田勇出任维持会长的邀请后，团结、组织家乡民众在紫金山建立“紫金山抗日救国义勇队”，他说：“现今的中国，正处在大灾大难之中，大难莫过于灭族亡种！穷凶恶极的敌人占我国土，屠我同胞，掠我财物，古老的文明之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
自此，紫金山下，《义勇军进行曲》飘荡蓝天白云下，流淌零陵大地。
中国的抗战最终在全国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
李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为党工作、为祖国和人民工作。他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近半个世纪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达故居陈列馆潘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