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香囊有着长久的历史。唐代《步辇图》中的使者腰带上垂挂着一长方形筒。之后则可以见到采用这种结构囊或筒的文物实物。学者孟晖在紫禁城杂志发表的《算袋与诗筒》一文中，有如下考证。
白居易网络图片唐代的白居易是“诗筒”的发明者。到了宋代，诗筒发展出另一层含义，即，外出游玩或旅行时随身携带的小筒，其中放置诗笺、笔墨以及灵感忽降时吟成的零散章句、诗文草稿。
典型如石介《竹书筒二首》所示，“截竹”而成、“长犹不盈尺”的诗筒，“居常置几案，出或系騑骖。唱和友朋倦，提携童仆谙”（其一）；“俭朴他难比，提携力易任……或贮谏官草，多收女史箴”（其二）。
唐阎立本《步辇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按诗中说法，诗筒简直就是个公文包，平常放在书案上，随时存放主人的公文稿。但也可以把诗笺置于其中，由仆人提着送到知音友人那里，形成“诗筒往来”的交流。外出时则可以挂到马鞦带上，方便随时使用。此外如杨万里《新路店道中》：“染得笔头生五色，急将描取入诗筒”；张镃《夜坐放歌书兴》：“列星光芒远近同，天河横来压孤篷。溪容一碧看未尽，转入客子诗筒中。筒中满贮千张纸，一路山川供役使。”
《步辇图》卷局部局部所示吐蕃使者禄东赞腰带上垂挂着一只带有罩盖的长方形筒，筒侧一路设有细管，由挂绳从管中穿过
元人王恽《酹祭宋先生子缶》：“酒榼诗筒白玉珂，春风到处是行窝。”都说明诗筒在宋元时代是文人必备的一种文具，主要功能在于放贮待用的诗笺以及作品草稿，尤其用于短暂的出游或长程的旅途。这种诗筒不仅“提携力易任”，便于以手提携，而且轻便不费力气，还可挂到马具上，正说明其带有挂索。文学作品所披露的关于宋元“诗筒”的信息，恰好与绘画中出现在文人身边、总是由仆人携持的算袋式长筒相符，足可作为推论的论据之一。
南宋佚名《春宴图》卷局部柳树下，一位文人正在展读手中的书笺，树后有一位小仆正松开一只长方筒上的襻索，打开筒盖，从中拿取物品
《八高僧故事图》中，白居易的仆人所提正为一只带索的长圆筒，因此该是诗筒。画中如此表现的逻辑大概在于，既然公认白居易是“诗筒”的始作俑者，那么用这个符号式的形象细节来标示他的外在身份与内在境界，就是最合适的方式。
南宋佚名《寒林策蹇图》册一位文人骑驴独行于地老天荒之中，身后一位小僮手中所提长筒，明确地呈现为算袋形式
另外，宋人王十朋有《诗筒铭》曰：“我腹空虚兮，好斐然而成章。尔腹空洞兮，宜为吾之锦囊。”这是把诗筒与李贺的事迹也联系到一起。据《新唐书》“李贺传”：“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它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按照王十朋的吐露，诗筒对于宋代文人正如同李贺的锦囊。换句话说，李贺独特的创作方式，恰恰通过诗筒，在后代文人们当中实现了普遍化。
南宋梁楷《八高僧故事图》局部白居易身后有男仆提着一只长圆筒，筒身上亦有一对贯耳
关于李贺每日坐着骑乘四出寻觅灵感的事迹，李商隐所作《李贺小传》在细节上稍有不同：“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唐文粹》卷九十九）《寒林策蹇图》中，文人骑于驴上，后有小童仆跟随，童仆手中所携的算袋式长筒上居然有一块方补丁。
如果把那带着补丁的算袋式长筒认作对于“古破锦囊”的示意，那么，这一作品中的各个因素都符合李贺苦吟的故事，此图所描绘的题材实际就是“劳模”诗人李长吉忠于文学事业的光辉事迹。从这一表现也可以看出，在宋人观念中，算袋式长筒一旦出现在文人身边，那就是用以吟诗的专用文具，即“诗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