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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是根据年7月采访的一名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口述整理出来的，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他从应征入伍到日本战败、从日本战败到进入战犯管理所，以及在战犯管理所中如何从一个“鬼子”转变成一个人的全过程，同时也回忆了他所亲眼看到以及亲自参与的日军大量罪行。
久保寺尚雄年8月8日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年4月24日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大队第5中队，第3小队伍长。日本战败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年6月被免予起诉返回日本。以下是他的口述记录。
久保寺尚雄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年4月，我所属第59师团去鲁西即山东省西部作战时，去农村进行搜查，想要“挖出”武器，但是根本没有发现武器。
这附近的村庄周围种着枣树，第一年的新兵们到处搜寻抢夺着小鸡、鸡蛋、小麦粉、食用油、盐等物品。
军旅生活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允许诉苦和辩解，在这种固有的习惯下，新兵变成了杀人犯。作战时不能洗澡、不能休息、不能刮胡子，每天都在沙丘中行军。
我第一次与八路军正面作战是在馆陶县一个叫北阳堡的村庄，战斗时间是7月13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激烈的战斗。连队有很多伤亡，我感到身心俱疲。
第二天，一位三十岁左右受了伤的八路军士兵被带了出来。让指挥班曹长野崎翻译收集情报，作为二等兵的我在附近进行站岗警戒。
曹长说：“这个人什么都没说，一定是八路军。”
之后听到那位受伤的士兵说：“日本军只是在夸耀自己要胜利了，近期之内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胜利的日子就要到了，我们一定会胜利的，要杀我的话，就早点杀吧。”
听到这些话后曹长把刀架在八路军士兵的脖子上，大喊：“混蛋！”一刀劈了下去。我参与了这次斩首。
日本军几乎把俘虏都杀了。几乎所有的日军部队为了让新兵练胆量，都用俘虏当靶子训练刺杀。
10月末至11月，师团去鲁东作战，我随师团坐车去了青岛，参加了鲁东作战。
鲁东战斗也被称作抓捕劳工的战斗。
日本军把距青岛东北方20千米的地方看作是敌人的村庄，从半岛北方向南推进，师团的步兵逐步缩小包围圈，把15岁到60岁的男性全部逮捕，逃跑的人都被枪毙了。晚上整个村庄燃起了50米高的大火，哨兵在村子外围警戒，把想要逃跑的人抓住，移交给运送部队，不知道究竟抓捕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这些人会被送去哪里，进行什么活动。
回国后看报纸我才知道，这些人被送到了北海道等日本各地，被强制进行艰苦的劳动，还有一部分人被送到寒冷的“苏满边境”去修建阵地。大部分人因为没有吃得饿死了。
身为一等兵的我，作为小队长的传令兵参加了战斗。我们沿着砖房旁边的小路，向着遥远的东方山脉延绵的地方行军。小队长中条少尉透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周围，看到了凹凸不平的天然洼地，他说：“那里有人。”
快速走近后，看到有母子二人蹲在那里，下意识地想要把行李藏到身边。
“一等兵久保寺，把蹲着的那个男孩的枪毙。”
我服从小队长的命令，在距离那人20米的地方，像机器人一样端起步枪扣动了扳机，把小男孩枪杀了。我觉得好像杀了自己的弟弟，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
中条小队长说：“这个小男孩过几年就会长成大人，很有可能参加八路军与我们作对，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要把他杀了以绝后患！”
临近冬天的11月作战时，我们住在农家砖砌的房子里。由于火炕烧得太热无法入睡，睡觉时就把花生铺在炕上，第二天出发时也不清理干净，就那么走了。
留宿一天，上千的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的鸡肉、蔬菜、猪肉和柴火等，听说老百姓辛苦劳动好十年才能积攒下来这些物资，日军部队像是就地取材的强盗集团一样，一天就把这些东西全都弄没了。
战斗在12月中旬结束了，返回驻地时平均每天行军30至35千米。
年正月时，我仅仅休息了一天，那天在平阴城内发生了事件。我们关闭城门，开始全城戒严检查，听说“逮捕了进入城内的密探”。
几天后5个中队下士官以上的将官、校官接到命令，在平阴县城东侧的平地里把数名八路军的密探斩首。中队的士兵在东门和西门等刑场附近警戒，我们5中队也参与了行动。日军无视国际法，把中国俘虏残忍地杀害了。
年3月，我们向平阴县城西面、黄河沿岸的东阿县城转移。大队刚渡过黄河不久，就对北面平原地区进行了突袭。村庄的居民看见日军后大都逃走了，我们没有开枪，占领村庄后，把农民的食物抢走了，还把铁锅和农具等都毁掉了，这样他们既不能生产又不能做饭，只能活活饿死。
7月中旬，中队归队参加了师团作战中的小麦掠夺战，大队5中队去了东平县附近，目标是掠夺收获的小麦。
东平县产出的小麦数量多、质量好，5中队士兵在中队长的指挥下，用一百多辆牛车和农民的耕牛，把村庄里用麻装装好的粮食掠夺走。无论是哪个村庄的男人全都逃走了，仅留下晒黑的妇女抱着孩子看家。
数名同伴走进一个院子，老兵们对着妇人打着手势，表达“你如果能做成小麦粉食物的话，就不拿走麦子”的意思。
士兵们厌倦了每天都吃相同的食物，况且盛夏炎热，扛稻草包很辛苦，所以也不想劳动。乌冬面30分钟左右就做好了，4名士兵很快吃了起来。
刚吃完小队长就进来了，愤怒地说：“啊，你们干什么呢？赶快把小麦装进袋子里。”
在他的监督指挥下，士兵默默地干起活来。妇女跪在地上磕头叫喊请求不要把粮食抢走，小队长无视妇女的举动，把所有的袋子装满，用牛车运走了。
战败的经历
到了年我们遭到的空袭次数有所增加。重庆方面飞来的19架B29战斗机向济南铁路、工厂投下了多枚大型炸弹，防空壕遭到炸弹袭击。
年元旦P51战斗机突然袭击兵营，造成很多士兵负伤，空袭的次数也在日益增加。
大概是在5月中旬，大队本队接受59师团“转战”的命令进行了转移。5中队一部分士兵被留了下来，本队连夜坐火车转移了，留下来的士兵继续修建阵地工事。
被留下的士兵叫喊着：“我也想一起走。”
因为上级的命令，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分手了，虽然内心感慨万千，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诀别的夜晚，在上级的命令下，我们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分别了，长官没有告知我们要去哪里，有什么任务，我们坐在火车里，不知不觉间累得睡着了。我只知道这是在津浦线上，正在向北走。
第三天黎明，通过大铁桥时车轮发出摩擦声，吃饭时透过火车的空隙看到外面的景色，竟然到了朝鲜。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莫非是要回日本？”
不久军用列车在某市的车站停了下来，接到下车的命令后，大队的士兵一起从车厢里出来，列队后来到了山丘中的一所小学，学校里一名学生都没有，学校被征用为兵营。听说这里是位于日本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兴南市，市中心有生产火药的大型工厂，大约十万人在这里工作。
第二天开始演练“一人一战车”的对苏战术，即怀着必死的决心，抱着炸药纵身跳入敌战车的履带下。
7月下旬的时候，听到“日本军在苏军进攻罗津的时候战败了”的消息，心里充满着“我们就要失败了”的悲观想法。
在那时听说5中队队长把下士官以上的士兵召集起来，说：“日本国难当头，一定会得到天神的庇佑。”
同队的一个曹长气愤地说：“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我要杀了你这样的中队长。”之后掏出手枪到处追赶中队长。在战败之际，有很多队里的指挥官相信神灵。
在即将战败之际，队伍里士兵的情绪波动很大，经常有违抗命令的事件发生，像这种拿枪追赶长官的、或者三两个人趁天黑蒙住长官眼睛暴揍长官的事件时有发生。
快到8月时，中队向着山地移动，因为要节省粮食，三餐都喝粥，体力在逐渐地下降。
8月中下旬，去城市探听消息的下士官带回从城里得到的情报：“有重大情报，日本战败。”士兵们对此感到难以置信，我们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只能听从长官的命令。
几天后，5中队队长说：“8月15日，大元帅向全体国民和军人下达了终战的诏书。果然是真的，战争结束了。
5中队士兵们心里绷紧的弦断了，仿佛进入了梦游的状态，在心灰意冷之下，心里涌现出“可能要回日本了”的想法。总之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很复杂的精神状况。
第二天，听说大队长坪井大佐自杀了。
部队由于要把武器上缴给苏联军队，就用锉刀把印刻在手枪上的菊的徽章挫掉。
看到日本的男女老幼为了去南方避难，不分昼夜地沿着国道行走，国道两旁，经常能看到大量无人掩埋的尸体，有病死的、饿死的、还有服毒自杀的，看到眼前战败的痛苦情形，比听到上级长官们说战败时，更感到心有不甘。
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年7月，我们从苏联被转运回中国，我们这人被收容在中国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所下设有三所一室，士兵和警察等十几人，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
进所的第二天，负责人对我们发表讲话说：“中国政府不强迫你们劳动改造，让你们进行学习。”
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为什么日本军人要拿着武器来侵略中国？
我们吃的食物里有日本人喜欢的米饭、鱼、煮菜和乌冬面等，在正月里能吃到年糕汤，烹饪方法也很讲究，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另外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时间，每天做体操时还能看电影。
在管理所里没有人对我们进行严刑拷打、大声斥责、下达侮辱性的指令；也没有遇到管理人员的训斥、怒色。
我们在管理所过着人道主义生活，管理所给我们提供学习用纸、文具、书籍和资料，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努力地思考着“自己为什么拿着武器来到中国”。
开始时，心中充满了“因为日本战败了，所以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认为自己只是服从上级长官的命令而杀人放火，不应该算是自己的主观犯罪。后来一想到战争时期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和我们战败后中国人对待我们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数年以后，我承认了自己是战争罪犯，有了应该受到中国人民审判的觉悟。
战争是会让人疯狂的，士兵遭受虐待，在战场上被杀死，平民无辜地被卷了进来。电视上看的战场画面是特技，实际上战场是个战火纷飞的地狱，血肉横飞。
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派遣的军队，用尽一切手段杀害中国的平民和俘虏，把村庄毁坏烧光，强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犯下了大罪。
中国政府引导我们从魔鬼变回了真实的人，对我们在战争中所犯的罪恶进行审判的结果，是让我们自己学习、反省。
中国政府让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乘坐特别列车参观自己曾经侵略过的地方，我看到了新中国人民建设的景象，对自己的过去真心谢罪。
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下达了不起诉我们这些日本战犯，并当庭释放的判决。我从天津港出发，乘兴安丸号到达了舞鹤港。
对于高级将官、校官和伪满洲国高官等45人，做出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而且刑期从停战时间开始计算的宽大判决。
与日本军队犯下的滔天大罪相比，这个判决非常的宽宏大量。透过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我深深地感到了新中国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