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制智库
8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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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8日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年5月8日-年3月23日）诞辰周年。哈耶克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AmericaEconomicReview）》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是他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值此哈耶克诞辰周年之际，重刊此文，以资纪念。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
年，美国经济评论
第一节
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我们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某些已知的假设的基础上，答案很简单。如果我们拥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已知的偏好系统开始，如果我们掌握了现有方法的完备知识，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对现有方法的最好的使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隐含在我们的假设里的。解决这个优化问题必须满足的条件已经被计算出来，而且可以用数学形式进行最好的表述，简短地说，即任何两种商品或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在所有不同的用途中必须是相同的。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没有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像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种独特的性质，恰恰是由一个事实决定的，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独立的个人所掌握。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进展——尤其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进展——所澄清，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文中主要想阐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我想阐述的很多论点都是不同的推理路径意外地汇集到一处得到的结论。但是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当今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有它们共同的起源，就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是由于我们把处理自然现象时发展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运用到处理社会现象上。
第二节
在一般语境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统称为“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出现在这里的另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做规划。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另一方面，竞争意味着许多独立的个人分散地制订计划。在两者之间折中的方法——对此虽然很多人谈论，但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却很少人喜欢——即把规划委托给有组织的行业，换句话说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预期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人掌握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灌输给他们，以便他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呢？
第三节
在这一点上，不同类型的知识其地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存在于特定的人所拥有的知识更重要，还是那些由适当原则选择出来的专家组成的权威机构中的知识更重要？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东西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但也必须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能掌握现在全部最好的知识。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上。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知道，还有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系统梳理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被称为科学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具有某种优势——每个人都掌握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能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时，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必须学习很多东西，学习占了我们工作生涯很大一部分，在各行各业中，了解人、了解当地环境、了解特殊情况……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了解并使用一台没有被完全利用的机器，或知道一些人有特别的技能，或知道在供给中断时有可以救急的盈余库存，这些信息对社会来讲，与了解更好的可选择的技术同样有用。一个靠不定期货船的空程或半空程运货谋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识可能就在于知道一种即时机会的地产掮客，或从商品差价获利的套利人，他们都是以不为他人所知的对一瞬即逝的情况的专门了解，在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
奇怪的是，当下这类知识普遍遭到某种程度的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好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从更好地了解通信或运输设施获得的优势，有时几乎被视为是不诚实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利用最好的机会与利用最新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生产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为完全摆脱过去的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对待获得这种实用知识的行为问题上，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所有这类知识都是“给定”的。现在普遍的想法似乎是这类知识理所当然地很容易被每个人掌握，而针对现有经济秩序不合理的指责常常是基于这类知识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事实。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找到这类知识被尽可能广泛使用的方法恰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节
如果说现今贬低关于时间和地点特定情况的知识的重要性是一种时尚，那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变化本身的重要性被低估。事实上，即便将可能导致生产计划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变量的大小和改变频率列入考虑范围，“计划者”与其对手所做的假设也相差无几。当然，如果详尽的生产计划能及早制订并被彻底贯彻，从而无需再做重大的经济决策，则支配一切经济活动的全面计划的制订任务就会轻松得多。
然而，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所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如果事情一成不变，或至少按预期的那样发展，则不会产生新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也不需要制订新计划。要是认为变化或至少日常的调整在现代已经变得不重要，其实就意味着认为经济问题已变得不重要。由于这个原因，相信变化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弱的人，一般也认为经济考虑的重要性已让位于日益增长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有了现代生产的精细设备，是否就真的像建立新工厂或引进新工序那样一般要间隔很长时间才需要经济决策呢？是否一旦工厂建成，其余就可以依据工厂特点自然而然得到解决，而不需做出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了吗？
我能确定的是，这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肯定不会来自商人。在任何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这种行业可以作为一个测试标准——保持成本稳定都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仅仅这个任务就要消耗掉管理层很大一部分精力。一个效率低下的管理者浪费掉作为获利基础的成本差额，真是太容易了，而且从事经营管理的人们都知道，即使技术设施相同，但生产成本可能各不相同。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似乎并非如此了解。生产者和工程师们强烈地渴望能不被货币成本的问题所困扰，这也说明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
经济学家越来越容易忘记——经常出现的微小变化构成了整个经济状态，而令他们越来越专注于统计总量数据的一个原因是，这些数据比细节的变动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然而，这种统计总量的相对稳定性并不能——像统计学家似乎偶尔想做的那样——以“大数定律”即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其数量并非大得足以使得这些偶然力量产生稳定性。货物和服务的连续流动可以维持，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刻意调整。高度机械化的大工厂之所以能顺利持续运转，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依靠外界环境满足各种始料不及的需要，如盖屋顶的瓦、制表的文具以及各种工厂运营计划所需的能够很快在市场上买到的设备。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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